2020年6月5日，由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上海市經濟學會主辦的第六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對話”高層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主題為“新冠疫情下的挑戰與對策”，來自上海的世界經濟研究專家圍繞后疫情時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應對，發表觀點和意見。
中國要依據全球化新環境制定更高水平的開放戰略
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會長張幼文研究員
認為此次疫情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關系，要素投入型增長模式的外部拉動力將減弱，中國應該加快5G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依托新內涵下的“人口紅利”即人口規模優勢將中國經濟迅速推至數字經濟前沿，以釋放新增內部推動力。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也應充分利用人口規模優勢來促進產業及產品創新。
疫后5年內，全球供應鏈重構將遵循風險最小化原則，呈現供應鏈本土化、出口地多樣化特征。5年后若無其他重大沖擊，全球供應鏈構建才會遵循成本最低化原則。疫后5年內世界貿易結構是次優化配置，5年后才可能恢復常態。
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導致成本尋求型外資減少，美國將繼續打壓中國高技術領域以維持其技術和戰略優勢。中國未來的引資戰略要以國內經濟整體配套能力和市場規模為引資新優勢，以市場尋求型外資為引資新目標。中國未來的對外投資戰略則要以獲得國外資源和擴大出口為目的，并兼顧國內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
全球化的新環境要求中國主動構建全球價值鏈以實現更多樣化的開放模式。新的開放戰略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即通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來服務于開放戰略，并重視國內、國際大循環之間的互動。
共建在主權國家差異基礎之上的現實主義全球政治經濟架構是最好的選擇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袁志剛教授
認為疫情沖擊下，世界主要經濟體呈現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的日本化趨勢。該現象背后的深層矛盾是全球產能過剩，收入差距擴大和嚴峻的老齡化。世界經濟已充滿進一步增長的矛盾和陷阱。目前中美經濟關系正在從“中美利堅”的正和博弈階段趨向“中美部分脫鉤”的零和博弈階段。未來既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金特爾伯格陷阱”。雙方應珍惜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成果。中國需不斷深化本國改革開放，并最大程度拓展中美關系中正和博弈的空間，避免或縮小零和博弈空間。美國必須正視中國的崛起。共建在主權國家差異基礎上的現實主義全球政治經濟架構是最好的選擇。
努力尋找正向和平激勵之路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
認為，發達國家間的同質性是二戰后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維持可協調的失衡之基礎。隨著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化，各國間經濟增長不斷趨同，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制度異質性依舊存在，這導致失衡的協調成本不斷提高、國際監管機構功能失效，失衡逐漸演變成博弈。大國博弈的后果是原來的凱恩斯體系崩潰，新體系卻無法建立。這必然引起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沖突，有可能會發生新冷戰。一個分裂和沖突的世界不會繁榮，民粹主義、文明的沖突已經上演，經濟衰退只是其前奏。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的冷戰，讓人類承擔了巨大的成本。修昔底德之爭是人類最愚蠢的選擇，我們必須找到和平正向激勵之路。
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將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干春暉教授
認為疫情加劇了大國間博弈和地緣政治沖突，中美關系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發生實質性變化，新的國際秩序可能正在形成。疫后產業鏈布局將稍犧牲效率和利潤而更關注穩定和安全，產業鏈布局會近岸化、區域化。預計未來中國的亞洲跨國公司總部功能會增強。中國將憑借生產的集群優勢、完備分工體系的優勢而占領產業制高點。中產階層隊伍的擴大，新基建的實施都有利于這些優勢的發揮。疫情背景下以數字經濟為特征的產業異軍突起，通信技術使聯通性產業迅猛發展，這有可能改變傳統理論中第三產業效率低下的特征，并促進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疫情加速了產業痛點暴露，迫使企業數字化運作，打通產業間低效率聯系領域，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增長減速中的經濟轉型之關鍵是培育高效率的企業組織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潘英麗教授
認為制度和文明的沖突加劇了全球經濟不平衡，世界經濟進入慢性蕭條階段，中國經濟呈長期下行趨勢。對外投資時要充分評估投資環境的制度因素。中國的經濟轉型任務急迫且艱巨，結構優化和市場化內涵下的經濟轉型關鍵點是培育高效率的企業組織。未來利用外資的目標應指向易于催生高效率企業組織的生態環境。政府要主動從行政管制政府轉向提供公共服務型政府，以維護市場秩序為目標。建議以稅制改革為突破口來推動政府轉型，使稅制向自然人傾斜，引導政府職能目標從招商引資轉向城市宜居度、吸引高收入人才等。可以引入干部優勝劣汰機制，將GDP總量指標改為人均指標并引入第三方評估。唯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高效率的企業組織為核心，以政府職能目標轉變為突破口，方能不斷深化體制改革，切實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以擴大開放實現科技普惠性延續戰略機遇期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院長黃建忠教授
認為目前全球化處在“熔斷”時刻，世界經濟周期可能進入大蕭條階段。存量層面全球化處于總體平行和部分結構交互狀態，增量層面則是全面脫鉤狀態。未來全球化將呈現碎片化、區域化和結構化狀態。以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為代表戰略機遇期面臨巨大變數。疫情作用下沒有全球化背景的產業革命和技術發展有可能是“雙刃劍”，未來的戰略機遇期重塑的特點是結構主義時代，需要打破“不可能三角”。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穩定中美關系，積極參與世界秩序的改革重構。建議中國用擴大開放實現工業4.0基礎上的科技普惠性回歸，主動構建具有鏈主地位的安全且穩定的供應鏈，以盡力延續戰略機遇期并尋找機會。
依托東亞經濟網絡和城市群加速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殷德生教授
認為全球產業鏈格局呈現典型的區域化特征，世界產業鏈呈美、中、德三足鼎立格局，城市群驅動下的中國產業鏈也呈區域化特征。中心分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成都和重慶。從需求端來看中國與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盟經濟網絡密切聯系，并且該網絡自我循環完整，但中國還處于該網絡的中下游。中國的數字化人才和數字化產業的關鍵領域都聚集在數字融合化程度遙遙領先的幾大城市群。建議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盟經濟網絡和以北上廣三大城市群為支點，聚焦跨境數字貿易領域，加速中國在產業鏈數字化領域的發展。中國應高度重視市場規模與數字貿易規則的主導權，將產業鏈的數字化作為中國從東亞區域產業鏈走向全球產業鏈的橋頭堡，并圍繞此設計開放戰略。
改善營商環境全面深入開放力促國內大循環
上海財經大學科研處處長靳玉英教授
認為次貸危機前全球化進程就已出現停滯，現在的產業鏈重構是之前經濟全球化失衡的結果，疫情并非關鍵因素。2018年中國制造業產出超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總和。疫情凸顯了產業鏈低端產品的重要性，促使各國重新審視產業安全。未來世界與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將愈發激烈，全球價值鏈將呈現本地化、鄰近化和多元化特征。情景分析表明外循環不好時可通過擴大內需的方式來應對，建議從營商環境、全面深化開放等方面發力。(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