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金融機構已經成為支持“三農”、縣域客戶的重要金融力量，但這類金融機構普遍規模較小、防風險能力弱、管理體制尚不完善，這也為農村金融機構穩健發展帶來挑戰。據北京商報記者9月6日不完全統計，多省已發布2019年度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審計工作報告”)，在多份報告中指出，農村金融機構風險問題尤為突出，其中，不良率超5%、管理粗放等問題屢被提及。
粗放經營司空見慣
農村金融機構的運營情況已經成為多省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工作的專項審計重點。北京商報記者查詢各省2019年度審計工作報告發現，部分農村金融機構內部管理不完善、延緩風險暴露、信貸管理不盡職、虛報貸款數據等問題在年度審計調查過程中得到暴露。
吉林省、湖南省、陜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審計工作報告均指出部分農村金融機構存在少計不良貸款或不良貸款率過高的問題。例如湖南省在審查中發現，轄內2家農商行進行改制時不良貸款處置不合規，不良貸款率不真實;5家農商行不良貸款率超過5%的監管紅線;6家農商行將5.02億元不良貸款違規轉為正常貸款。
部分農村金融機構則存在內控制度不健全、違規放貸等問題。例如，河北省在審查中發現，該省農村信用聯社未認真履行“一崗雙責”，經營管理粗放，特大案件時有發生，問責處理不到位，系統風險管控意識及能力亟待加強。
一位分析人士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其通過研究中小銀行大量騙貸案件、違法發放貸款案件和監管處罰案件，發現中小銀行粗放經營問題司空見慣、不容忽視。他指出，由于絕大多數中小銀行脫胎于城市、農村信用社，先天的重要財務指標不盡如人意，加上沒有經歷過幾大國有行剝離不良資產經歷，風險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劉澄也表示，部分中小銀行，尤其是部分中西部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壞賬比例較高。
疫情加速風險暴露
銀保監會副主席祝樹民在今年8月發表的文章中披露，目前全國已組建農村商業銀行1545家，農村合作銀行27家，現存農村信用社694家。然而受新冠疫情影響，銀行收益下滑，中小銀行風險集中暴露。
對此，看懂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程宇指出，疫情只是加速了中小銀行風險暴露的過程，而非其問題根源。他表示，農村金融機構的問題根源主要在于“前期監管缺位，公司治理混亂，股市權益結構混亂，與地方政府關系不清”等體制機制問題。
監管部門也曾多次指出，要從根源上推進中小銀行改革，必須強化中小銀行股權管理，健全符合中小銀行特點的公司治理結構和風險內控體系。
祝樹民在今年8月發表的《以深化改革推動農村中小銀行公司治理建設》中指出，農村中小銀行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由于廣大中小股東數量眾多、持股分散、話語權微弱，不愿或不會參與治理，機構經營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數關鍵人控制的局面。此外，“外部人控制”問題也一定程度存在。他表示，少數股東入股動機不純、利益訴求不當，通過股權代持、抽屜協議或者隱瞞關聯關系等不當手段控制機構，直接操縱經營，個別股東甚至違規大肆套取銀行資金，把銀行變成自己的“提款機”。
合并重組抱團取暖
在合規經營疊加盈利下滑的雙重壓力下，不少農村金融機構開始走上合并重組、抱團取暖之路。7月30日，由銅山農商行、淮海農商行、彭城農商行3家合并而成的徐州農商行正式掛牌成立。就在前一日，陜西銀保監局公布，陜西榆林榆陽農商行、橫山農商行以新設合并的方式發起設立陜西榆林農商行獲批。一位接近監管的人士曾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競爭力不強的中小銀行走向兼并將成為常態。
程宇表示，農商行合并重組的首要目的是解決資本金不足的問題，這種方式將成為改革的主流，但在宏觀經濟下行的環境進行重組的劣勢也不可忽視，銀行資產質量不可避免出現劣變，成本必然高于宏觀經濟形勢良好時。
劉澄則認為，目前監管部門對中小銀行改革的整體定位仍然是推動其走向市場化，合并重組或者兼并沒有成為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一方面由于國有大行的金融服務在不斷下沉，而部分農商行、農信社資產質量不佳，缺少兼并價值;另一方面則是隨著銀行數字化趨勢日益明顯，農商行、農信社，甚至城商行在經營體系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以前農民在家門口的銀行網點辦理貸款，現在可以在家里通過支付寶或其他網絡渠道就把錢借了”。(孟凡霞 杜曉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