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未來對于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繼續工作的勞動者，要免除他們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個人所得稅的義務，并且允許一邊正式工作，一邊領取半額養老金。
我國目前法定退休年齡較低，實際退休年齡僅為54歲左右，老年勞動參與率幾乎低于所有經合組織(OECD)國家，與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亞洲周邊國家相比，差距更為巨大。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兩項重要舉措，即“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以及“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延遲退休改革被認為是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積極應對老齡化的重要策略。此外，我國現行退休年齡制度帶有“一刀切”的色彩，未來也需要更富有彈性的退休制度。那么，延遲退休可能帶來哪些值得關注的影響呢?彈性退休究竟是什么?合理彈性退休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延遲退休可能帶來的影響
我國目前法定和實際退休年齡都過低，為了維持養老保險基金平衡，必須要有較高的繳費率。這意味著長遠來看，同樣的養老金待遇，每個勞動者都付出了更高的代價。通過模型模擬我們發現，延遲退休總體來說是有助于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和增進社會福利的。但同時，延遲退休也存在需要注意的問題。
首先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效果問題。許多評價延遲退休改革影響的觀點都假設勞動者會完全遵照延遲退休改革而推遲退休時間。但實際上在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之后，勞動者不一定會完全跟隨政府的法定退休年齡選擇退休時點。延遲退休改革的效果并沒有想象的強大。我們的模型顯示延遲退休對于實際退休年齡可能只有30%的有效率，也就是說法定退休年齡延遲10歲，實際退休年齡只能延長3歲。
為什么延遲退休效果有限呢?主要是隨著延遲退休，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跟不上”退休年齡改革的步伐。延遲退休會造成“干不動”的老年勞動者更多提前退休的現象。在一些國家，雖然有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齡，但同時也設定了一個提前退休年齡，也就是允許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使得盡管養老金待遇會下降，但個人可以早于正常退休年齡退休。對已經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力下降的大齡勞動者，芬蘭、西班牙等國還提供失業者養老金。對于勞動能力下降者，瑞典、奧地利等國還提供失能者養老金。我國提前退休條款僅針對特殊工種等少數情況，尚沒有這樣普遍的提前退休待遇規定。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之前，勞動者不能提取養老金，提前退休者需要依靠自身積蓄或享受社會救助、失業保險等待遇，生活水平相對較低。伴隨延遲退休改革，這些群體規模擴大，利益受到沖擊，會成為需要重點關注的人群。
而上述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合理的彈性退休制度設計加以避免。
彈性退休不等同于自由退休
嚴格意義上來說，任何國家的退休制度都是具有一定彈性的。很多人認為我國采用法定強制退休的政策，但實際上從統計數據來看，僅有大約40%的勞動者在法定退休年齡退休，另外有30%多的提前退休，20%多的退而不休。也就是說，我國勞動者某種程度上也會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勞動能力、工作的意愿以及企業雇傭需求來選擇合適的退休年齡。
彈性退休并不等同于完全自由退休。在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會完全由個人隨意決定退休時點。對于我國，自由退休更是不可行。通過數據我們發現，我國退休者養老金與退休前工資的比值中位數在92%，且近29%的樣本退休后養老金高于退休前工資收入。如果采用完全自由的退休方式，可以預見大多數勞動者都愿意更早退休和領取養老金，這將導致社會保障基金嚴重失衡。“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退休者待遇都來自于在職者繳費，自由退休將會使養老金體系“無米可炊”。
因此，所謂彈性退休只是給予了勞動者以更大的選擇權。政府依然會設定一個正常的退休年齡，并規定相應的養老金待遇。其次，允許勞動者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繼續工作和延遲領取養老金，在繼續工作期間甚至可以免除養老保險繳費義務或者部分領取養老金待遇。最后，允許在未達法定退休年齡期間也領取一定社會保障待遇，但低于正常的養老金待遇。
我國目前還缺乏許多彈性退休政策設計。例如，未達退休年齡但是已經由于身體、勞動技能原因難以就業者，無法提前領取任何養老金待遇，需要依靠儲蓄、失業保險或低保等維持較低生活水平，等待達到退休年齡。隨著延遲退休改革，提前退休者人數將繼續增加。如果維持現行“一刀切”的退休制度，我們發現將有越來越多勞動者利益受損，帶來老年貧困問題的增加。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提高提前退休者從實際退休到滿足退休年齡這段時期的社會保障待遇。例如設定一個提前退休年齡，對大齡勞動者提供提前退休養老金、失業養老金和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養老金待遇，這些待遇的水平高于一般的社會救助和失業保險，但低于正常的養老金待遇。
如何發揮彈性退休優勢
我認為延遲退休改革盡管必要，但當前最具現實意義的改革是在彈性退休制度中引入延遲退休期間的社會保障待遇。目前如果勞動者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繼續工作，不能一邊正式工作，一邊領取養老金，而且還需要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導致難以激勵有生產力的老年人繼續從事正式工作。2010年上海市率先實施“柔性退休制度”，允許勞動者和企業協商后延遲退休和領取養老金，但實際上鮮有延遲退休者。所以，真正困擾退休年齡和老年勞動參與率上升的不僅僅是法定退休制度，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政策激勵。
事實上有一部分相對高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是有勞動能力的，而且企業對這部分勞動者也有需求。未來隨著我們國家人力資本進步，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這類勞動者占全體老年人中的比重會越來越高，積極開發這部分老年人力資源十分必要。
根據我們理論模型的分析結果，我建議未來對于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繼續工作的勞動者，要免除他們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個人所得稅的義務，并且允許一邊正式工作，一邊領取半額養老金。通過理論模型模擬我們發現，這樣的制度不僅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使得愿意繼續工作的老年人能夠有更高的收入，同時仍然節約了部分養老金支出。
比如，老年人工資為4000元，退休后的正常養老金為3000元，工作與不工作的待遇差距為1000元。這樣的待遇差距不足以吸引老年人繼續工作。但如果老年人工資4000元之外，再領取半額1500元養老金，這樣工作與不工作的待遇差距將擴大到2500元，繼續工作的吸引力將大大增加。同時政府仍然節約了1500元養老金支出。如果把節約的養老金支出，用于提高所有老年人的養老金待遇，那么無論是延遲退休者、正常退休者還是提前退休者，都能從中獲益，這是一個帕累托改革路徑，是我們當前應當優先考慮的改革策略。(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員、社會保障系主任)
關鍵詞： 合理彈性退休制度
